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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开始，由塔利班领导的阿富汗临时政府颁布多项针对女性的规定，比如禁止没有男性陪同的女性长途旅行，暂停全国女性接受大学教育等。

2003年夏天，班卓——一位中国女性独自背包上路，从巴基斯坦西北边境进入阿富汗。对很多人来说，阿富汗只是新闻里那个与战争、贫困、饥荒、恐怖主义等字眼挂钩的遥远陌生之地。但在班卓笔下，一个个普通又鲜活的人出现在读者眼前：追求自由、热爱乌尔都语文学的巴基斯坦青年，自幼父母双亡的喀布尔旅馆经理，曾是空手道冠军的现役警察，为巴米扬绘制地图的日本青年，河谷里的村民与中巴上的少年，突然求婚的单身男子与坎大哈的八口之家……他们有着自己的喜悦、哀愁、梦想、困惑，如同你我一样认认真真地度过每一天。

班卓以她特有的细腻、谦逊、好奇，将目光诚恳地投向他者，因而有机会观察、接触形形色色的阿富汗人，近距离地与他们相处相知，建立了短暂却珍贵的缘分与联结。“我写下的并不是一份关于阿富汗的战后调查报告，而只是我看见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们的生活。事实上灾难远未结束，人们依然生活在贫困和饥荒之中。可是人们在生活着，并且如同你我一样渴望生活、热爱生活。我所写下的，也许只是一份关于生活的表白。”

当 她知晓这些阿富汗普通人的故事，知道自己无法帮助他们，她感到自己的无能和渺小。 她意识到“我们这些陌生人，如果只是凭借着善良和真诚来应对这个世界的残酷真实，那我们的善与真就只会显得那样奢侈和幼稚，那样软弱无力和不堪一击。 ”“我们如何才能在内心的善良和外界的残酷间保持平衡，而不让善良变得软弱或者变成虚伪？ 我们又该如何保持真诚，而不让真诚沦为夸饰，一触碰现实就即刻碎裂或演变成自欺欺人？ ”20多年过去，这些追问对每个关心世界的人来说，仍然重要。

本文摘编自《陌生的阿富汗》，经出版方授权刊发，较原文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班卓

《陌生的阿富汗：一个女人的独行漫记》，班卓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

我来到阿富汗，算是一个偶然。

只因当我在伊斯兰堡的伊朗大使馆的长椅上等待签证时，身边恰好坐着两个阿富汗人。又因等待的时间是那样漫长，我才有了充裕的时间跟他们交谈。

他们是叔侄俩。叔叔早在二十年前苏联侵略阿富汗时就作为难民逃到了英国，此后一直在那儿经商并已获得英国国籍，而今则试图将侄子从阿富汗辗转迁至伊朗，再从伊朗迁到英国去。其间的方法和过程，即怎样让那个侄子得到英国国籍，他们并不避讳地向我解释了两遍，我还是没弄懂。

叔侄俩都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举止打扮也早已欧化。那位叔叔看上去六十多岁，穿着熨烫齐整的暗红色条纹衬衫和牛仔裤，满头精心梳理过的亮晶晶的白发，肚子蛮大，精神矍铄。他的英语虽带着浓重的阿富汗口音，说话时却像英国原住民那样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他身上也按英式礼仪散发着香水味，那可能是高级香水，只不过在巴基斯坦暴辣的阳光下蒸发良久，味道难免有些怪异。他的侄子很年轻，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坐在那儿垂着脑袋，一手托腮，有时附和下叔叔的话。

为了打发时间，我随口问了问阿富汗局势。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立刻表现出对家乡的满腔热忱。

叔叔拍着胸脯打包票说：“去阿富汗绝对没问题，我们刚从那里过来，那里已经很安全了。”

侄子犹豫了一下，望着叔叔迟疑地说：“南部坎大哈那儿……好像不怎么安全？”

叔叔瞪了他一眼，挥舞着的手停住了，悄悄收了回去。

动画电影《养家之人》（ The Breadwinner ，2017）剧照。

我暗自发笑，从书包里拿出《世界地图册》翻到阿富汗那一页，请他们在地图上指点一二。叔叔从衬衣口袋里取出老花镜戴上，对照着地图向我介绍了一番。三 个小时慢慢过去，在那条长椅上，一个阿富汗缓缓从他们的话语和地图中跳脱出来，那些荒凉的山岳、空旷的草原、浩瀚的沙漠、静卧的小山村都变得具体而亲切，让我生起了向往。

我知道阿富汗绝非“很安全”，但它的边境已照常开放且人来人往。别人可以去，我当然也可以。我马上决定不再在伊朗使馆里苦苦等待，而是去阿富汗使馆碰碰运气。打定主意后，我心里很快乐。

我把地图册放进书包，站起身来对他们说：“谢谢，真高兴碰见你们，我不去伊朗了，我要到你们的家乡去看看。”

他们惊讶地看着我，脸上挂着难以描述的笑容。无论外观有何种改变，人的心里总还是有一个不变的家乡，总还是欢迎别人去他的家乡看一看，即使他已经不在那儿生活了。

这就是我的阿富汗的偶然。我喜欢偶然。偶然是一个大门，虽然无法确定门后究竟是什么，我还是喜欢亲手打开大门的感觉。而且，事物变化与世界变迁的速度，早已令人难以轻易承认旅途和人生中各种规划或“深思熟虑”的可靠性了。

喀布尔书店

那天我起了个大早，在天空还蒙蒙亮时爬上了位于市区南部山丘上的喀布尔古长城，眺望远处正在苏醒的喀布尔。如同中国人一样，历史上的阿富汗人也希望通过建造一堵绵延不绝的城墙来抵挡外族的入侵。但相同的历史一再告诉人们，城墙修得再长再绵延，也不足以抵抗命运的袭击。

喀布尔的清晨，当一切刚刚苏醒，当空气还未被阳光穿透变得无比灼热时，它静静地、自然而然地展现着久远历史所赋予的沧桑面貌，会使人忘记战争带来的紧张与喧嚣。那些高高低低的小山坡，山坡上层层叠叠站立着的还未清醒的民舍和探头探脑的苹果树柿子树，空旷而弯曲的街道，远处平展的皇宫，清真寺的圆顶，唤礼塔上高挑的新月，以及那条自东北向西南斜斜穿城而过的喀布尔河，自有一种即使是炮火也难以改变的古朴，一种生生不息。

我在城墙下坐了好久，看着喀布尔在日光底下苏醒过来。这个倔强的城市位于喀布尔河谷之中、一千八百米的高原之上，被层出不穷的山梁和黄沙包围着。

风很大，将我的头巾吹得飘荡起来。干燥的风在城墙上刮着，给这个城市带来远方沙漠的消息。忽然有两架直升飞机从远处的军事基地起飞，撞入我的视野，它们停留在空中，宛如天幕上虎视眈眈的老鹰。

阳光变得猛烈，灼烧着我的额头。我离开这里，去寻找喀布尔的书店。

正因为来阿富汗是个偶然，当我到达喀布尔时，手头只有半册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的《世界地图册》（另外半册因全是文字介绍而被我撕掉了）里的半页地图可作为在阿富汗旅行的参考。

我的旅行大都这样松散而随机，我既不想提前设计好路线，也不会预先限定停留的时间，通常只是在钱包的制约下定一个大致的方向，就连这个方向也常常因为各种偶然而改变。因此我很喜欢在当地的书店停留，寻找自己所需的资料，还好我不缺少阅读的时间。

动画电影《养家之人》（ The Breadwinner ，2017）剧照。

喀布尔只有一家比较大的书店，位于北部使馆区的南边拐角处，我向当地人打听，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店面不大，二三十平米的样子，看上去也很普通，可从年轻店主的骄傲口气听去，这似乎是全阿富汗最大、生意最好的书店。

店里只有我一个顾客，靠近门口的柜台后边坐着一个小伙子，我来不及注意他就一头扎进了书堆中。

首先要找的是详细的地图。书店在显眼位置摆放着印刷精美的喀布尔市地图，新近在欧洲印制的，嵌在玻璃框内作为样品，要价十五美金。随后我找到一本阿富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英文旅游指南，附录里有一幅喀布尔市区的手绘地图，虽然很简陋——白底、用尺子画的黑线条——却详细而简洁，从中可隐约看出一个曾经繁荣的现代都市的大致情形。

地图上标记着这样的名字：鸡街、花街、地毯巴扎、铜器巴扎、动物园、艺术博物馆、民族博物馆、独立纪念碑、图书馆、体育馆、银行、旅行社、汽车站、飞机场……这些名字规划着一个城市的身影，这个城市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曾经雄心勃勃地要走向现代化。与三十年前相比，今日的喀布尔是如此破败，不知后退了几十年。

这本书很厚，我可不想在今后的旅途中一直背着它，便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阅读，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其间书店里先后进来三个人：一个老头儿，手里抱着个婴儿；一个年轻女子，没穿布卡，身着长裙，披着印度式的鲜艳头巾；一个法国人，驻喀布尔的记者，抱来一摞他们通讯社最新一期的刊物放在书店里寄卖。他们来转了一圈，和小伙子聊了几句就都走了。

书店里很幽静，阳光透过刷了各色油漆和标语的玻璃窗照进来，蓝的绿的洒得满地都是。大致读过一遍后，我拿着这本书问柜台后的小伙子是否可以将书里的地图拿去复印。“书太厚了，买了也没法带，但这幅地图对我很重要。”我解释道。

他爽快地答应了，还指点着复印的地方，就在街对面不远处。

折叠着的地图展开来颇大，复印店的人将地图分成四个部分来复印。四等分似乎不太好掌握，他们耐心细致地反复试验，简直不厌其烦，末了从十来张中选出大致满意的四张，用透明胶将它们粘贴拼合。

正要离开时，看到店门旁的楼梯边上用油漆刷着一个红色箭头——Internet。这里有网吧！我按捺不住好奇随着箭头走下楼梯，来到一间开阔的地下室，真的是一个网吧，七八台崭新的电脑主机连接着挺大的纯平显示器。不过没看到有人上网，只有两个少年在玩电脑游戏。

我回到书店时，小伙子已经不在那儿了，刚才来过的那个抱婴儿的老头儿坐在柜台里边，戴着一顶土耳其式的黑色高筒毡帽。我把借出的地图放回书中，将书放回架上，又拿下几本关于阿富汗的书读起来。看了半天，伸个懒腰，看见那个咿咿呀呀的小孩儿两个黑豆似的亮眼睛非常可爱，就过去逗一逗。

小孩儿正流着哈喇子紧捏着我的手指头摩挲呢，小伙子推门进来，老人起身抱着婴儿离开了。

“那是你的孩子吧？”我开玩笑地说。

“不是，他是我最小的弟弟。”

“哦！”我有点惊诧，“那，那个人是…… ”

“是我父亲。”

“你父亲身体真好，”我笑着说,“他有七十岁了吧。”

“七十四了。”他的神色有点漠然。

我并不想挑起这个听上去有点敏感的话题，退回椅子上继续读书。

“我弟弟是我父亲的第三个妻子生的，我是他的第一个妻子生的。”小伙子却继续对我说。

我抬起头来看着他。

“我们阿富汗有两种传统，你知道吗？”他走到书架边上，动手整理架子上的书，“一种是伊斯兰的，一种是阿富汗的、前伊斯兰的。伊斯兰允许男人娶四个妻子，这是愚昧的；我们的前伊斯兰传统只允许娶一个妻子，但对恋爱和婚姻是自由的态度。”

“那你自己赞成哪种传统？”

“当然是伊斯兰之前我们民族自己的传统。”

接下来他大谈特谈本地传统如何符合人性和人道。他约莫二十七八岁，身形高大，肤色浅黑，气宇轩昂，看上去是普什图族人。一问正是。

但是，对他所说的阿富汗的“前伊斯兰传统”，我并不掩饰自己的怀疑。

什么才是传统？

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阿富汗自古便是欧洲、中东与印度、远东进行贸易往来的要冲，顺带也成了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的场所。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印度的阿育王、大月氏人、阿拉伯人、蒙古人和波斯人都曾先后攻占过阿富汗地区，此地文化亦经历了几次变迁——从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文化到公元前三世纪的佛教文化，再到从公元七世纪起持续至今的伊斯兰教文化。

在文化的融合与变迁中，到底哪一种才算是“前伊斯兰文化”呢？暂且不论他所说的“阿富汗民族传统”是否特指普什图族的传统——全阿富汗有三十多个民族，各民族的“前伊斯兰传统”显然并不统一，既然早在公元635年时伊斯兰教就已由阿拉伯人传入了阿富汗，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那在此前提下去谈论“前伊斯兰传统”，终究还是让人有些疑惑的。

动画电影《养家之人》（ The Breadwinner ，2017）剧照。

他这番话很像是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的人回看自身时进行选择的结果，不见得有多准确，但我感兴趣的是，他是从何时又是因何开启了对传统的批判和选择，这种批判和选择与当前阿富汗的局势又有什么关系。于是我听到了他对阿富汗未来的乐观看法——用“前伊斯兰传统”去纠正宗教激进主义的弊端，他认为这会在承认某种传统的基础上，促使阿富汗民族和国家向西方的民主和自由靠拢，最终实现阿富汗的繁荣与富强。即便听来非常遥远，可当身后战争的硝烟还未完全散尽，能这样理性地想想也是令人欣慰的。

这样的谈话比纯粹阅读书本有趣得多。我们在地毯上坐了下来，边喝茶边聊天。

我心血来潮地想到一个问题。“你跟你父亲的其他妻子怎么相处？我的意思是，她们都还很年轻吧。”我笑着补充，“你知道，在一个大家庭里，年轻的妻子和年轻的儿子之间有时会发生一些故事。”

他把手里的书放到书架上，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你放心，不会有什么故事的，没意思。”

“你们的年纪相差多少？”

“他的第三个妻子就是刚才来的那个女人，你看见了吧？”

刚才确实有个年轻的时髦女子进来店里。“看到了，但我没注意她的模样。”

“她和我一样大，可我同她们没法谈话，不可能交谈——没什么可说的。这是处在伊斯兰教传统里的苦恼。”

“假使你娶了妻子，会尝试和她沟通吗？”

“是的，这是我希望的婚姻，找不到我就不结婚。”

他不无自豪地告诉我，这家书店在阿富汗非常有名，主要从事书籍的进出口。书店是他父亲的，在阿富汗各地共有三家分店，他有五个兄弟，每人负责一个方面的事务。

他又说起在书店里遇到的各色人等。

“不能相信澳大利亚人。”有一个来这儿旅游的澳大利亚人，在书店里和他谈得很愉快。那人答应回国后给他寄一套澳大利亚钱币（他喜欢收藏各国钱币）， 他便付了对方一笔钱作为购买和邮寄的费用。一年多过去了,他还没收到澳大利亚钱币.“那个骗子！”他咬牙切齿地说。

我听了哈哈大笑，天真的人是全世界都有的呀。我一边笑一边告诉他：“事情虽然是这样，但你不能因此就确定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是骗子呀。”

他对我的话不置可否，继续严肃地告诫我：“不能相信印度人，他们老是嘴上说一套，背后做一套，都是天生的骗子。”他说起之前去印度做生意两度被骗得赤条条差点回不来的经历。

我同情地点点头。长途旅行者间常口耳相传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有时便发生在印度，比如阿格拉某旅馆老板与医生合谋在本店单身客人的食物中下慢性毒药以骗取客人的医疗保险金却不慎致人死亡；小商店老板热情地给偶尔进店的客人奉上一杯放了蒙汗药的香茶，然后趁对方人事不省将其劫掠一空并抛至荒郊野外，等等。

然而故事总是故事。以我自己在印度的经历来讲，在印度北部的确要留些心眼，而印度南部那些在耀眼阳光下耕作的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却是如此热情明朗。我忍不住告诉他，在印度既能发现最恶劣的东西，也能发现最美好的东西。

“我不知道，我只去过德里，在那儿我被骗得分文不剩。有两天时间我只能饿着肚子坐在贾玛清真寺的广场上发呆，直到我的一个兄弟去德里接我，我才能回来。不管南部怎么样，我都不想再去印度那个鬼地方了。”

“但你想想，无论如何，印度会让你变得聪明——他们总有办法强迫你变聪明。”

他脸色一变。“反正我是不会再去的。我不想再见到任何印度人，也不会再跟他们做任何生意，我家里所有人也都不会。”

关于印度，我没有办法安慰他。我想了想，笑着说：“你们离巴基斯坦这么近，你去过吗？我觉得巴基斯坦人非常好。”

“对！”他快速接口道，“巴基斯坦人非常诚实，他们不会骗我一个铜板！你们中国人也很好，现今喀布尔到处都是中国货，我敢说中国将来会成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

在这样简单武断的漫画式概括中，我和小伙子达成了某种共识。

我们对人的判断可靠吗？往往一件小事就足以影响我们并在我们的头脑里形成一个难以更改的印象或判断。这样的判断有时很可怕。

这个世界上的人，路上的人，我们在陌生人群里碰见的陌生人。

我不止一次地听人说：“我不喜欢以色列人。”说这话的大都是欧洲人，即使排除政治上的原因，他们也觉得以色列人粗鲁、逞强斗勇、没有礼貌，不符合欧洲人的习惯。

我在路上见到的以色列人大都穿得像个吉卜赛人，奇形怪状的破衣烂衫，奇形怪状的头发，粗犷、自由、任性。他们背着锅，带着乐器，自己做饭，走起路来一蹦一跳，高声说笑嬉闹。当他们和自己人聚在一起时会抽大麻，可抽得很俭省，不会动不动就昏天黑地。他们不像欧洲人那样喜欢洗澡，身上不时发出一些味道。他们喜欢笑，一笑就露出一口白牙。

他们说自己厌恶战争，说那是上帝和政府的事他们管不了，他们总在想法子逃避那该死的兵役。他们在印度尼泊尔泰国越南买各种假宝石——红宝石、蓝宝石、绿松石、石榴石——倒卖到欧洲。他们一路走一路寻找机会做生意好攒足接下去的路费，因此可以理解有时他们会小偷小摸或者看准机会不交房费拔脚就溜。

很多旅馆老板会说：“我不喜欢以色列人。”可以理解。

我看见他们赤身裸体跳进湖里兴奋得就如三岁孩子，我看见他们刚抽完鸦片就去踢足球，甩着编织得奇形怪状的长发和十几岁的孩子较真，嘴里不停唠叨着谁也听不清的话。他们上蹿下跳蹦来蹦去，他们的行囊里经常只有三两件换洗衣服却有好几件乐器随时准备在住所来一场狂欢。他们也常随身带着发剪，有一次一个以色列姑娘用她的发剪帮我剪了个短发还用随身带的染发剂把它们染成了红色，她站在我背后骄傲地竖起发剪和我一起得意地照镜子，为了那奇怪的颜色我们都哈哈大笑。

我在路上遇见的这些以色列人明明是些大孩子——他们既天真又狡猾，精力充沛，不顾一切；他们既沉重又轻松，这轻松却是那样地草率、粗陋和急迫。他们并非没有历史，他们的历史是人类最漫长最沉重的历史之一；作为犹太人，也许他们只是习惯了与他人相隔绝的命运。

本文摘编自《陌生的阿富汗》，经出版方授权刊发。原文作者：班卓；摘编：荷花；编辑：王菡；导语校对：卢茜。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合订本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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