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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地立人的童年、少年，甚至一部分的青年时期，都是在中国度过的。1964年5月，跟随家人从东京移居到北京的那一年，他才11岁。由于之前并没有学习过中文，他在北京“复读”了一年五年级——说到这个细节，他用了地道的北京俚语：“蹲”。

1973年3月8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在华外国专家，德地立人陪同父母一起前往。周挨桌和来宾们逐一碰杯，当走到“小孩那一桌”时，德地立人“临时起意”向周询问：像他这样的外国子弟，是否也能上大学？周当即就给予了肯定回答。

很快，德地立人便获得了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机会，并最终在中国完成了他的大学学业。如今，已年过70岁的德地立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读书的时候，他还曾提过想去“上山下乡”“插队”，“那会儿就是特别想去陕西农村，因为想了解中国，就必须先了解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不过，这一想法最终并未能如愿。

刚过25岁生日的德地立人，在1978年，一人离开了北京，从深圳途经香港，返回日本。在日本工作数年之后，他赴斯坦福大学继续深造，其间师从“比较制度经济学大师”青木昌彦，之后，回到大和证券工作了22年。

回顾这段经历，德地立人说：“如果当时没有上北大的‘那档子事’的话，自然后来也不会有动力和机会去美国继续念书。”

德地立人为中国国内经济圈熟知的身份是，他曾于2002年至2015年间，历任中信证券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执行委员）、投资银行委员会、中信证券国际董事长等职。在任期间，主要负责了五大银行、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多家民营企业的改组上市、发行债券、国内外并购等工作。他于2013年至2018年任国家外国专家局咨询委员会外国建言专家顾问，也是国内券商行业中第一位外籍高管，并在2009年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独特的人生经历，让德地立人对日本经济有独到的研究，也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成了中国人眼中的“日本通”，和日本人眼中的“中国通”。

并不完全认同失去的二十年

日本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迎来了高速成长期，年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然而，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两次“石油危机”成为了重要的转折点，使得该国的经济增速放缓至约5%。尽管如此，日本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仍然保持强劲势头，对外出口尤其是对美国市场的出口量尤为显著。

德地立人回到日本时，也正值日本经济的“好时代”。“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当日本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时，同样也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美日之间也存在贸易摩擦，以及汇率问题。”德地立人说，1985年的“广场协议”给日本经济带来了深远影响，“日本政府怕日元升值导致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上失去价格优势，采取了提高国内需求来吸收产能过剩的政策。日本央行配合政府，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但此举却意外促成了资产泡沫的形成，特别是在房地产和股市领域。大约从1985年开始形成泡沫至1990年，之后又迅速破灭。”

“青木昌彦并不赞成将日本经济的停滞简单总结为所谓的‘失去的二十年’，而是强调这一时期实际上是日本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德地立人说，青木昌彦的这个观点深深影响了他对日本经济问题的理解，“这使我认识到，面对经济挑战时，不能仅仅关注表面现象，更需要从深层次的制度和结构性变化入手来寻找解决方案。所以每当我讲到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时，都要带上引号。”

“在那段时间里，日本政府尝试了多种政策措施来恢复经济活力，包括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和量化宽松政策。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当讨论通缩时，人们问‘最怕什么？’我会说，‘伤元气，伤创新能力！’。”德地立人认为，直到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安倍经济学”，通过三支箭（金融宽松、财政支出和结构性改革）试图重振经济，日本经济才在近年出现了积极的变化。“例如，随着全球通胀压力的增加，日本也感受到了物价上涨的趋势，这对长期以来饱受通缩之苦的日本经济，反而起到了撬开通向‘通货微涨’大门的作用。当然，之前日本大多数企业在‘安倍经济学’政策之下逐渐恢复了元气，只差契机。”

不过，在日本处于长时间通缩的那段时间里，不少日本公司因技术创新和服务质量的提升而表现出色，例如出现了优衣库等国际知名品牌。德地立人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间积累了丰富的成本控制经验和市场开拓能力，这些都为它们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了优势，但日本所面临的老龄化问题，使得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这对经济增长构成了新的挑战。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高老年人就业率、吸引外籍人才以及推动自动化技术的应用等。德地立人认为，这些努力有助于缓解日本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同时也为日本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日本对中国具有借鉴意义

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经济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历了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路径，同时也面临着相似的挑战。德地立人称，中日两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但走出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日本的发展模式不同，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开放国内市场以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人才。在此过程中，中国不仅吸收了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促进了国内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使中国转型为世界工厂”。

在他看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不仅推动了全球供应链的形成，也为世界经济贡献了重要力量。但中国经济在经历长时间的持续快速增长后，也面临着一些内部问题，例如2008年后，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房地产行业、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等问题，也应予以重视。

“中国政府目前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加以应对，但政策一般都有滞后性，效果不会即刻显现，这需要时间。”德地立人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后，他第一时间研读了新闻通稿，认为“中国制定的相关政策都非常‘对路’，也看到问题的要害，但力度还可以再加大一些，为稳定经济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重视提高国内有效需求，提高消费水平，改善供求关系”。

德地立人认为：“要做到这点，首先要给创造就业机会较多的中小企业优惠政策，并给地方政府‘真金白银’解决眼前资金周转问题。重要的是，加快作为长期规划的城市户口问题（的解决），推进真正的城镇化进程，克服城乡差别，使农村人口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提高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要全面提高社会保障制度，尤其要提高再分配制度水平。这些政策的实施关键在于，坚决、持之以恒和实效性。中国总储蓄率很高40%以上（日本最高时也只有28%左右），换一句话来讲，中国不缺资金，只是现在的投资不易提高有效需求，资金容易流向海外。因此优化国内资本配置至关重要。”

结合日本经验，对于中国的未来经济发展路径，德地立人强调了“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他认为：“日本国内的经济主要是靠产业企业带动的，但目前中国企业对出口的需求比日本企业更为强烈，对世界的影响也更大。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压力增大，传统制造业的优势正在减弱，必须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型经济转型，中国企业需要加大研发投入，培养高素质人才，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德地立人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如华为、宁德时代、腾讯、TikTok和希音（Shein）等中国公司，在日本受到广泛关注，既看到了这些企业在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方面的优势，也关注到了它们在发展模式、环境保护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尽管中日两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各自面临不同的挑战，但通过共同努力解决现有问题。未来，随着技术革新的加速、世界局势的相对稳定，中日两国还有很多领域可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中日合作的前景广阔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多年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一直保持着比较良好的发展势头，并且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合作领域变得更加多元化和高质量。统计数据显示，1972年以来，中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从2007年起，中国就一直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国，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来源地；中日还在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起了引领和带动作用。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日两国互动频繁。202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利马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12月25日，日本外相岩屋毅受邀访华，同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共同主持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双方梳理了机制首次会议以来两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进程，围绕青少年、教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达成10项共识，包括大力推动青少年交流互访、鼓励支持两国间修学旅行、深化教育领域合作、加强互派留学生等。

德地立人认为，中日两国年轻人之间的往来对于增进相互理解和促进两国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尽管两国地理相近，但在历史上曾有过复杂的关系，现在又面临着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因此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显得尤为重要。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仍然是中日双方共同的目标。”德地立人认为，政府间高层对话及民间交流有助于增进互信，减少误解，确保两国能够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共赢发展。